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：“你看书时有什么使你最恼火？”我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：“当我看国外翻译著作时，发现把原作者的索引砍掉。”
我不止一次为这种“砍掉索引”的作法而大伤脑筋，而且不止一次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陈述砍掉原著索引的不合理、不合法。有时还引用国外关于索引的意见。例如，著名的历史学家丹尼尔·J·布尔斯廷在《发现者：社会篇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在18世纪末以前，索引的价值受到了广泛的承认，而且读者也都希望找到索引。1878年在伦敦成立的索引学会，给予索引编者以专业地位。……托马斯·卡莱尔认为应将任何没有索引的书本出版人‘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，到那里魔鬼就不会叫他做棘手的事情了。’索引事业得到伟大的法律改革家坎贝尔勋爵（1779－1861）的热情赞助。他半真半假地提出，任何作者出版一本书而不附索引，应处以罚金，并剥夺其按《著作权法》应享的效益。”（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83－84页。）
有讽刺意义的是，就连这本书的中译本也仍然毫不留情地把布尔斯廷的索引砍掉了！
国内译著成千上万，除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以外，有几本译著把索引原封不动地保留的？绝大部分是坚决彻底、一个不留地全部砍去，有的则形式上保留，实质上等于没有保留，与砍掉也没有什么有区别。全部砍去的大家一看就知道，不必多论，而那些“改造”索引的书，也让人匪夷所思。例如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厚厚的学术专著《科学革命史》（I·伯纳德·科恩著；一般商务印书馆出的书都保留了索引，但不知为什么这本不这样做），后面倒是有一索引，开始见到这个“索引”时真是曾经让我大为高兴了一阵子，因为我以前买过这本书的另一个砍掉了索引的中译本，那是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，几次想利用这个译本找一点资料，由于没有索引只好望洋兴叹。这次见了有索引的译本，虽然再花40元买一本，也觉得值。但幸亏我仔细审读了一下这个索引，原来它并不是什么索引，只不过是中英译名对照，根本没有页码！我庆幸自己仔细，否则又将白白浪费40元。因为我原来想再掏40元买下（这对我并非一个小数目），主要是想买那附在后面所占页面不多的索引，而决不是为了买回去研究两本译著的优劣。由此可见索引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了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索引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会与我一样，十分重要，重要得总是为出版者砍去索引而大为恼火，甚至暗中诅咒这种莫名其妙的短视行为。
很多书，尤其是学术著作和具有资料价值的书，读者买下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在研究中使用这些资料，不见得只是为增进知识和欣赏。我喜欢买书，但书买多了就不可能本本都看，许多书放在书架上是为了一旦需要马上查询其中资料，到这时见到没有索引的书，有时只好望洋兴叹，有时则只好花费很多时间去寻找所需的人物和资料。在这种时刻，我能不恼火吗？！为了这件事，我曾经向商务印书馆、三联书店（它出版的《科学人文》丛书竟然没有一本有索引！）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（它出版的《哲人石丛书》在国内影响很大，但是遗憾的是它也同样全都砍掉了原有的索引）写信，呼吁他们不要为了几页的篇幅，就砍了使用价值极高的索引。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出版社有任何回应。我为《哲人石丛书》译过一本书，曾专门与丛书的策划人潘涛博士在电话中谈起不要砍掉索引，遗憾的是潘涛博士以整个丛书体例要一致为由（前面几本砍去了索引），否决了我的建议。当然有的编辑能够重视译者的意见，保留了索引。例如我为《第一推动丛书》翻译《夸克与美洲豹》时，李永平先生同意了我的要求，因此保留了索引。
值得称道的是，上海远东出版中心出版的《科学大师传记丛书》的所有译本都有很好的索引，使我在写书时大获益处，几次查找资料十分顺利。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三思文库》中，有几本（如《丽丝·迈特纳》、《倾斜的真理》，尤其是《丽丝·迈特纳》）舍得用不少篇幅保留原文索引（《丽丝·迈特纳》的索引有40多页），真让读者为之振奋。可惜这套书中其他大部分译著仍然砍去了索引。
没有索引的译著，其使用价值大打折扣，这是每个人都会明白的；这且不说，随意砍去索引还涉及一个不尊重原作者的大是大非的问题。做索引十分困难，想必每一位写书和读书的人都可以体会到，原作者化费了那么大的精力编写了索引，我们却毫不经意地就砍去了，这能说是尊重原书作者的行为吗？这在道义上也会让人觉得过意不去。
我呼吁，我们大家对索引一事，展开讨论，最好通过一定程序，保证出版者不仅不砍去译著中的索引，而且要形成风气，让国内的著作也有附上索引的硬性规定。
我相信，本文的“呼唤”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讨论索引的必要性（我总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事，还用得着讨论吗？），而在于讨论如何保证这种必要性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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